▲　周元理(1706-1782年),字秉中,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人,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工部尚书等职。

古代中国的儒家学者，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血亲复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礼记》的名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被认为出自孔子之口，为血亲复仇提供了道义支持。这使得虽然复仇在西汉已被法律禁止，案件却时有发生，每次都让审判官非常为难。宋代的《刑统》甚至规定，这类案件须奏请皇帝裁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直隶总督周元理将一起为父复仇案报至刑部，再次引发了朝野对法律上如何评价复仇行为的关注。

小偷被杀　其子复仇

本案案情并不复杂，起因是一起入室偷窃案。小偷沈三，乘夜行窃，被事主王廷修发现，殴打致死。因为打死的是小偷，王廷修依律被判徒刑，而不是死刑，案件就此结案。但是，十余年后，沈三的儿子沈万良却心怀不服，伺机杀死了已经服完刑期的王廷修。直隶总督周元理援引“子孙报仇之例”，判处沈万良杖流。

对于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子孙复仇的情况，雍正三年(1725年)形成的《大清律》附例规定，有三种不同的处置办法:第一种是子孙当时将行凶人杀死，就不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种是事后杀死行凶人，杖六十；第三种是凶手已经被判死刑，但遇恩赦没有被处死，被害人的子孙擅自杀死凶手，杖一百，流三千里。直隶总督周元理对沈万良的判决，依据的就是《大清律例》的第三种情况。

国法既彰　私恨已泄

判决上报刑部后，被刑部认为引律不当，量刑过轻，予以驳回。清高宗查阅刑案卷宗时，读到了这个案件，同意刑部的意见，并且进行了详细分析，要求将案件发还周元理，按照刑部的意见重新审理。推翻原判的理由有三:一是沈万良之父沈三行窃拒捕，被事主王廷修发觉后殴打致死，不属于祖父母、父母被殴的一般情况；二是沈三过错在先，本来就是有罪之人，王廷修虽然杀死了沈三，但于法不应抵命；三是王廷修已经按照“黑夜偷窃，被事主殴打致死”的情况判刑，本案既已了结，沈万良就没有理由再以“为父报仇”之名，擅自杀死王廷修。

乾隆认为，刑案经衙门审理并判决后，国家已代为复仇，私人不得再行仇杀。这是他推翻原判的最根本理由。在乾隆亲自过问的数起血亲复仇案件中，几乎每次都会重申“国法既彰，私恨已泄；仇杀之端，断不可开”的原则，认为生杀予夺的权力应该由国家掌握，由官府行刑，明确把国法置于私仇之上，重在确认法纪之效力，维持国家之权威。根据这一精神，沈万良最终以“谋故杀”(故意杀人)的罪名被判斩监候。

本案的历史意义

在以儒家思想为国家伦理的中国古代，复仇被赋予了很强的正义性，人们总是对复仇者充满同情甚至敬仰，如东汉的赵娥案，唐代徐元庆案、张瑝案，北宋的张朝案。这些为父报仇的孝子孝女，不管被处死还是被赦免，最终都成为民众甚至官方口口相传的正面形象。唐玄宗时期张瑝、张琇兄弟因杀死诬陷父亲谋反的仇人而被处死，民众自发修建“孝子井”和义冢来纪念他们。这样一来，执政者就被置于两难境地:轻判血亲复仇者，无疑是对“同态复仇”的变相鼓励；而重判这些孝子，则让国家和政府背上沉重的道德负担，也与以儒家纲常为立国根本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唐代以来，陈子昂、柳宗元、韩愈、王安石等学者都曾对此做过讨论，但所持观点并不相同，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乾隆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就是希望以此为定例，确立“生杀悉由谳司”的原则，以杜绝私相复仇的乱象。乾隆四十二年后，至清末，子孙复仇案都以此案为标杆，复仇者均以“谋故杀”判处“斩候”，雍正三年的规定至此废止。虽然在当时的制度之下，同态复仇不可能完全消失，司法过程也未必完全公正透明，但“沈万良案”着力于纠正“冤冤相报”的社会心理，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的一个进步。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6-27）

（作者：王晓骊　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