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山则夫

1968年10月起，日本东京、京都、函馆、名古屋连续发生四起枪杀案件，凶器为同一型号的手枪，被害人之间却毫无关联，侦破陷入迷局。正当警方束手无策之际，案犯又在东京行凶，未遂被捕，悬案告破。案犯永山则夫年仅20岁，被判死刑，但其判决悬隔了29年，直至1997年才执行，引发了日本刑法理论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议，也确立了该国死刑判决考量因素的“永山准则”。

生活悲惨不能成为报复社会的理由

永山则夫被捕后，立即承认所有罪行，并连续打出悲情牌，讲述自己悲惨的童年。1949年，他出生于北海道，兄弟姊妹8人。父亲好赌嗜酒，后来醉死于路旁。母亲带着4个小孩回了娘家，不包括他，让他自生自灭。哥哥因女友怀孕，被女方家长毒打。姐姐退婚又堕胎，患上精神病，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带着他在垃圾箱捡食剩菜，苟活于世。社会的严重倾斜，扭曲了他的心理，所以他要报复社会。行凶时未满20周岁的他，憎恨社会已有多年。

根据精神病医生的诊断，永山则夫由于成长过程中的贫窘交迫，心理状态严重畸形，但却并非精神病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报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报复，更知道怎样去报复，才在异地多次作案。据此，法官拒绝了永山则夫及其律师提出的无期徒刑请求，仍然判决其死刑。个人生活的悲惨，不能成为报复社会的理由。法官认为，报复社会不但不足以改变个人生活的悲惨，还会将其他人陷于悲惨之中。

这个世界上，悲惨的人何其之多，永山则夫并不是唯一一个。有人因先天疾病，或后天残疾而悲惨，有人因失恋、背叛、遭到侮辱或损害而悲惨。悲惨者有改变的权利，但应当采用合理的手段，针对合理的对象。永山则夫“无差别”杀死的被害人，并不是导致他陷于悲惨的人。被他“无差别”破坏的四个家庭，却因此陷入悲惨之中。假如这是可以原谅的，那么这四个被害人的家庭，岂不是也可以报复社会，如此循环往复，法律岂不成了罪恶之源！

法律标准的设定基于普通人心智

法律就是规则，就是标准，就是界限，这些规则、标准和界限的设定，是基于普通人的心智，包括智商、情商、知识储备、认知能力、判断能力等。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虽然处在法律规则、标准、界限的边缘，但同样必须遵循法律，不能因为身处边缘，而可逾越于法律之外。人终究是人，即使到了“超级计算机”和“大数据”近乎无所不能的那一天，法律也不可能为每个特殊的人来量身定做个别化解决方案。

永山则夫被判死刑后一直未执行，许多人认为日本法院可能重启司法程序，改判其无期徒刑，然而并未如此。与普通的杀人犯不同，杀人狂除了心理阴暗、手段残忍之外，还有其被人忽略的一面:往往有很高的智商，能在绵羊和恶狼之间变换，让畏惧他的人远离，让怜悯他的人失去警惕。永山则夫入狱后，不仅彻底认罪，表示悔恨，还写了《弃儿》《木桥》《无知的泪》等小说，劝诫青少年遵守法律，一时好评如潮，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后悔是不是出于真心，如被释放出狱，会不会把被判刑也计入他的“悲惨”，更加变本加厉的报复社会。

与许多保留死刑的国家一样，日本刑法学界也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对死刑存废展开一场论战。持“废除死刑”观点的学者，在“永山则夫案”的特殊性上发现了机会，极力推动将永山则夫改判为无期徒刑，并利用这一契机，一举促成日本从此废除死刑。但是他们承认，他们并不认为“永山则夫案”当初就判错了，并且认为1997年对永山则夫执行死刑也仍是合法的。

日本法院于1997年决定执行对永山则夫的死刑判决，确认了日本刑法对死刑的保留，也就此确定了日本死刑判决的九条考量标准: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方法（特别是连续性和残虐性）、结果严重性（被害者人数）、遗属感情、社会影响、案犯年龄、前科、犯罪后的情况，后被称为“永山准则”。与永山则夫在监狱里写下的那些小说里表达出来的忏悔相比，这些标准也是基于普通人心智能够理解、能够把握的原则设定的，要真实和可靠得多。

重温古代的警世之篇

有观点认为，永山则夫被判死刑后，立即执行倒也罢了，拖了29年才执行，等于被处“29年监禁+死刑”，等于一罪二罚，有失公正，司法机关没有这种权力。这种观点有点过于“学究”了:让一个死刑犯多活29年，怎么反而成了对他的不公正了呢？除了一心求死之人，谁又会在面对死亡时，觉得再活29年反而是亏待了他、马上杀死反而是公正呢？

熟悉古代文献的读者对于此案的评价，可能会清醒得多。古希腊人伊索（前620-前560）搜集的民间故事中，有两则类似的故事，一是《农夫与蛇》，一是《牧羊人与狼》，都告诫人们要分清善恶，只能把援助之手伸向善良的人。在没有知道别人身份，不知道别人心底是否真诚的情况下，不要随意轻信别人，坏人不会因为你的热心而感动。不要吝惜给好人帮助，但对恶人却千万不能心慈手软。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文学名篇，也谆谆告诫人们不要耳朵太软，轻易相信“狐狸的眼泪”。最著名的当然是“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马中锡《中山狼传》）。《红楼梦》中把许多女子描写得钟灵毓秀，男子则污秽下作，但最坏的、最无耻的帽子，恰恰戴在那个虽未正面出场却能让人感知其无情无义、恩将仇报的小人孙绍祖头上。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6-13）

（作者：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