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案争讼涉及的马车

合同关系在侵权领域的崛起，是19世纪的法律发展中最令人困惑、最有争议和最具误导性的现象。英国财政法院(Court　of　Exchequer)1842年判决的“温特博特姆诉赖特案”(Winterbottom　v.　Wright)，被公认为是“无合同即无责任”原则的里程碑案例。“无合同即无责任”原则影响了英美侵权法一个世纪，即便过去170多年，该案仍被英美法院判决不断援用，被各国学者引用和讨论。

简单明了的案情

原告温特博特姆是一名马车夫，为驿站做车夫运送邮件；被告赖特是驿站马车的制造者，为在特定路线运送邮包之目的，与驿站签订了买卖马车的合同。原告驾驶被告提供的马车运送邮件时，车轮塌陷导致受伤。依据当时法律，原告不能起诉驿站，遂对被告提起索赔之诉。原告认为根据合同，被告有义务为运送邮件之目的，使邮车处于安全良好的状态。原告知道被告与驿站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才相信邮车处于良好状态。被告则以原告非合同当事人为由进行抗辩。

法院判决原告败诉，认为其无论在合同上还是侵权上都没有诉因。被告保证车辆处于良好状态是向其签约人承担的合同义务，而非对合同之外的原告承担的义务。原告提出的“兰戈瑞奇诉利维案”(Langridge　v.　Levy)，其原则不能延伸适用于本案。该案中，买家购买了被告制造的枪给儿子玩耍，枪走火导致儿子受伤，法院判决非合同当事人的儿子有权从被告处获得赔偿。该案与本案的区别是，被告知晓父亲买枪是给儿子使用，也知晓这把枪对买家的儿子太危险，被告因欺诈而承担责任。

判决的关键所在

纵观本案各位法官的意见书，有两点是法院判决所考虑的关键:其一，担心无合同相对关系之限制，该种案件将失去限制，也会有无数案件产生。该案主审法官阿宾格(Abinger)勋爵说:“若我们允许了该案原告获赔，该种案件就不会停止了。唯一稳妥的规则就是把这种权利限定在合同关系之内，让那些签订合同的人获得赔偿。”法官奥德森(Alderson)、格尼(Gurney)等持相同观点，即基本原则是不法行为仅仅产生于违反合同，只有签订合同的人才可以提起诉讼。若合同相对性不再是必须，该种案件将没有限制。

其二，被告对原告不负有侵权意义上的义务。在当时的侵权领域，义务主要指基于职业产生的公共义务，如旅馆、医生、运送者等产生的职业义务；在公共侵扰领域，不管行为是雇员或者其他职位的人所为，公共义务要求为所有受此伤害的人负责任。虽然法院有时允许合同案件转化成侵权案件，但必须与公共义务的实施或者公共侵扰有关。因此，被告所负的合同义务，并不能成为既定侵权法义务的“任何一种”，故而被告不对原告承担侵权的义务，也就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美国侵权法学家温菲尔德的传统观点，过失作为独立的侵权类型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在本案判决之时，严格意义上的侵权法并未包含过失侵权，合同与侵权也只是在程序上进行区分。法官对侵权责任到底应该延伸至何种程度持谨慎态度，当时所谓“义务”范畴之狭窄可见一斑。在此种背景下，合同关系成为侵权领域控制责任的手段，就不足为奇。过失侵权产生后，该原则继续作为限制过失侵权责任的重要手段。

在当时，相比较合同诉讼，受害人往往从侵权类型的诉讼中获益更多，侵权诉讼被视为规避合同保护原则的工具。虽然1821年即确定，普通职业里的合同与侵权是竞合的，甚至到1842年，很可能整个合同领域与侵权都是竞合的。但根据法院的解释，只有在侵权和合同各自都有依据时，竞合才会被认可。被告既有独立的侵权义务，同时又对原告违反了合同义务，即被告的过失同时违反了法定义务以及与原告的合同义务，如旅馆未保护好住宿人的行李等。故被告赖特即便违反合同义务，也无法使该案原告基于侵权获得赔偿，合同义务与侵权义务并不共存，合同与侵权也不存在竞合。

里程碑式的先例

判决该案的法官们应该不会想到该案会成为里程碑式的先例，还被贴上限制侵权责任、对原告极具苛刻的标签，否则他们肯定会觉得委屈。因为他们再有回天之术，也无法跨越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讨论过失侵权，只因为当时并不存在独立的过失侵权的类型；他们又不敢将被告的合同义务转化成侵权义务，只因为他们担心任何人都可因行为人违反合同而提起诉讼，这些没有限制的诉讼会导致荒谬的结果，也会使合同被侵权诉讼所撕裂。

我们只能说，对1842年的法官们来说，合同关系成为阻止以合同为基础的义务转化成侵权诉因的手段，进而在侵权诉讼中成为受害人获赔的绊脚石，这是自然之事，合同关系进入侵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是当时法官有意而为之。他们的最大贡献是以判决的形式告诉人们，若第三人有权将违反合同转化成侵权诉讼，被告会面临无以数计的诉讼，并最终选择不允许第三人将违反合同转化成侵权诉讼。在此后侵权法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各个法院都在为移开合同关系这块绊脚石而努力着，并在20世纪上半期取得了成功，不知1842年的法官们对此会作何感想。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6-06）

（作者：董春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