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西欧）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可以普遍复制吗?

1688年英国通过“光荣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迄今已有330多年。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为193个，地区为31个。发达国家经联合国认可的是如下24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士、比利时、荷兰、芬兰、挪威、丹麦、瑞典、希腊、冰岛、葡萄牙、西班牙、卢森堡、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3691%（按世界2017年人口计算）。

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用了300多年的努力，只解决了20多个国家和十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迈进发达国家的行列，剩下16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和近90%的人类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是发展中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的时间短吗?不是!巴西采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190多年；墨西哥采行200多年；希腊采行180多年。

这一切不能不令人质疑：包括民主法治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复制吗?我觉得难以普遍复制。理据是：

第一，只有西欧国家在古代奴隶社会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孕育出了人类最早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理念以及相关制度，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皆无此种经历。

第二，只有西欧国家在中世纪有过教权与王权的对立、12世纪商品经济和城市就兴起、民主法治再度复兴的历史，而其他国家或者是人控制神（如中国），或者是神控制人（如伊斯兰教国家）；商品经济和城市不发达，资本主义没有从封建社会中孕育出来，专制历史比较长久。

西欧是原发性、内源性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其他国家则是后发性、外源性、追赶型现代化国家。

第三，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不愿意让其他国家超越自己。

张宇燕在《跨越“大国赶超陷阱”》一文中指出，在二战后的大国赶超博弈中，世界头号大国美国曾经遭遇过两次被其他国家逼近式追赶的经历：一次是其冷战对手苏联，另一次是其亚洲主要盟友日本。令人惊讶的是，苏联和日本对美国的赶超都止于经济规模略超美国2/3之时：苏联国民收入在1978年前后达到美国的67%的高点并短暂地维持了几年，之后缓慢运行，苏联解体后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的GDP不足今日美国的1/10。日本GDP在1995年达到美国的71%这一峰值，并在维持了两年后下滑至今日美国的1/4。

美国主要用“星球大战计划”拖住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该计划是美国总统里根1983年3月提出的，由于苏联拥有比美国更强大的核攻击力量和导弹破防能力，美国为了维持其核优势。同时，也是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太空武器竞争，把苏联的经济拖垮。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旋即宣布中止“星球大战计划”。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密件的曝光，“星球大战”计划被证实是一场骗局，大多数人开始相信，“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为了拖垮苏联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

美国用广场协议拖住了日本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广场协议”迫使日本使日元贬值和“自愿出口限制”等。日本经济由此开始长期陷入停滞。

二、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开辟人类第二条民主法治现代化道路。

第一，在西欧基本完成现代化的时候，非洲大部分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晚期；亚洲国家大部分处于封建社会；拉丁美洲大部分也处于封建社会。因此，发展中国家无法直接照搬西方模式，而应从自己的国情（历史和现实）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

第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多数国家都曾经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捍卫民族和国家独立与完成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大任务，与西方当年的单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既要借鉴西方，又要提防西方国家的殖民、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思维习惯。

英国在从殖民地撤退的时候，往往会对领土进行划分，而划分的原则就是“同一个民族一定要划分为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必须包括不同的民族”。这样做，对殖民地而言，就是“埋钉子”。比如英国从印度撤退时，通过蒙巴顿方案，将印度一分为三，给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留下一堆算不清的烂账。

英国能够统治的时候，从来不会给殖民地人民民主自治，一旦碰到殖民地爆发民主运动，便会坚决镇压；一旦镇压不了，英国不得不撤退之际，就会留给殖民地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好的民主必须适合自身的土壤。在亚非拉的广大前英国殖民地，不少国家甚至还是游牧状态。在这样的国家搞民主政治，往往是社会动荡不已和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国家无法走上独立自强之路，而英国人则可以通过他们留下的英国法律体系，继续掌握这些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命脉。

第三，国际学术界许多权威学者强调发展中国家不能复制西方模式。

曾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的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奠基石，对比较政治学产生了最为持久的影响，促使学术界放弃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对现代化的研究观点，并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他强调威权政治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初期的最佳选择。他认为世界各国之间最重大的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限制政府权威，而是建立政府权威。

20世纪后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只是完成了民主选举的普及，并没有达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深度和广度，甚至某些选举导致了反民主势力和保守势力的胜利。亨廷顿悲观地认为，植根在个人意识中的自由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其他文明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由此他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观点。

1989年美国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里断言“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互相竞争的历史已经终结”。2009年他在接受日本一位学者专访时说“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三、中国是开辟人类第二条法治现代化道路的领头羊。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硕果仅存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经历：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没有从封建社会母体里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属于外源性、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中国已经探索出了人类第二条法治现代化的许多经验，也初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从原来的第七名跃居到第二位，普遍性的看法认为到2029年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名；GDP年均增长9.5%，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3%的增长速度，西方走一步，中国就能走四步。

中国的经济进步难以和它的政治制度相分割。中国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对中国的经济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采行以分权制衡制为核心的西方政治体制难以取得的成效。

结论：条条大道通罗马；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本文系作者在华东政法大学第二届海华永泰博士后论坛暨首届青年学者交流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