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武全才的乾隆朝重臣阿桂(1717-1797年)

许多年之后，面对刑部那些懵懂的下属，大学士阿桂(1717-1797年)总会回想起父亲阿克敦(1685-1756年)拎着棍子追打他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他刚因“银库案”失察降职，又因金川战败交部议罪，连跌两个大跤。父亲不但毫不安慰，还莫名其妙地抛出难题:假如皇上让你主管刑部，你该如何驾驭法律?他的回答没有让父亲满意。

政坛“过山车”

阿克敦、阿桂父子出身显贵。阿克敦26岁进士及第，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乡试考官、侍读学士、詹事、内阁学士。雍正前期，当上翰林院掌院学士、《会典》编修副总裁、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国子监祭酒。42岁跻身军政高层，几乎从未遇阻。与儿子阿桂正好相反，阿克敦前半辈子顺风顺水，后半辈子两次被处死刑；而阿桂则年轻时仕途颠踬，中年以后平步青云。

雍正四年(1726年)，阿克敦署理两广总督，兼广州将军，向“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武职疆臣转型，他的政治“过山车”生涯也随之开始。因为弹劾陈良弼、王士俊等官员，他多次触碰到盘根错节的“权力电网”，不到一年，雍正帝就把他调到广西，并警告他小心从事。谕旨刚下达，四方奏章就像暴雨般袭来。弹劾者们倒打一耙，说阿克敦也不干净，既有“贪墨海关耗银”“索取米船规礼”等经济问题，又有“闻盗不严缉”等军政犯罪，更触痛皇帝神经的是“欺君罔上”。

此前，苍梧县的一些矿民穷极饿极，躲进深山险谷，趁黑窜出窃取衣粮。阿克敦捕杀其头目，放免其余众，上报中央后，得到过嘉奖。举报者却说:那些不是“贼”而是“盗”，阿克敦“授意改谳”欺瞒了皇上!这让雍正帝很丢面子，下令将其夺官下狱。参审官员中，有弹劾过他的孔毓珣、杨文幹等，结果可想而知，阿克敦被拟以绞刑。判决后，王士俊再补一刀，举报阿克敦有漏罪:包庇下属贪赃，于是加刑为斩监候。

极限与平衡之间

“过山车”的特点，是在两个极限之间往返:平衡区疾驰而过，让你无暇调整，极限点稍作停留，让你魂飞魄散，只有操控者能掌握平衡，乘坐者记住的唯有极限。从万众瞩目的显赫疆吏，到命悬一线的待死之囚，生死两极之间，只隔了几页判决。君主对官僚的生杀予夺之权，就在这毫厘之间。

雍正帝当然不想真的杀掉阿克敦，很快免去其死罪，命其赴江南河工效力。其后，又授其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准噶尔军务、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等职。乾隆朝前期，阿克敦历任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逐渐取得了新皇帝的信任，八年(1743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重新爬上了十五年前坐过的位置。好运还没有结束，乾隆十一年，正授刑部尚书，两年后又成为协办大学士，进入清廷中枢决策层。阿克敦没有想到的是，前方不远处，又一个“过山车”在等着他。

乾隆十三年春，富察皇后病逝，皇帝悲恸万分，多次失态。为了提拔富察皇后的胞弟傅恒(1720-1770年)，阿克敦的协办大学士之职，被转给了傅恒。一个月后，乾隆帝在审查谥仪册文时，发现“皇妣”一词的满文译成了“先太后”，顿时龙颜大怒，认为阿克敦被解协办大学士后“心怀怨望”，故意为之，命交刑部问罪。刑部见皇帝盛怒，谕旨里甚至有“人臣无将”这样的重话，咬牙加重处分，照“大不敬”拟以斩监候，秋后处决。

然而一个月后，乾隆帝的心情又阴转多云了，谕旨称“阿克敦虽负罪戾，在满大臣中尚属旧人，著加恩宽释，仍弃瑕录用，署理工部侍郎。”又让他“在内阁学士上效力行走”。随后，又称其“前虽获罪，尚系旧人，且其获罪不因办理部务错缪，尚可弃瑕录用”，把刑部尚书的职务还给了他。64岁的阿克敦，就这么坐了第二次“过山车”，比44岁那次更为惊险。

“驭法”之术

从乾隆十一年首任刑部尚书，不到两年革职，差一点被处死。三个月后又官复原职，同年又卸任。乾隆十四年再任刑部尚书，二十年病免。阿克敦的刑部生涯，真可以用“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来形容。他总结出了什么经验呢?《清史稿·阿克敦传》载，晚年的阿克敦将自己的从政经验教给儿子阿桂，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

阿克敦问阿桂，假如皇帝让你掌管刑部，你该如何驾驭法律?此时的阿桂，就像当年刚出道的阿克敦一样信心爆棚，答之以“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这一公正严明的答案，竟让以“平恕易简”著称的阿克敦大怒，让家人拿来家法杖，准备狠揍阿桂一顿。阿桂连忙陪罪请教。阿克敦这才缓缓说出他的驭法之术:“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

阿桂的从政生涯，几乎与乾隆帝掌权的六十多年相始终。他文武全才，不但成为征金川、征台湾的首要功臣，而且登上了更高的政治舞台，取得了比其父更高的成就。如果不联系阿克敦两次被处死刑，后又免罪复官的“过山车”经历，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总结出上述“驭法”之术。也正是秉承了这段教诲，阿桂及其同朝的其父弟子纪昀，才会对贪官和珅(1750-1799年)的为非作歹一味放任和旁观，以便“凡事留有余地”，最终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深重伤害。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5-09）

（作者：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