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在《尚书》中，就已对犯罪故意和过失问题作了划分。《尧典》中有“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记载，眚，即过失之意。据《尚书正义》：“过而有害，虽据状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当缓赦之。”《大禹谟》中也记载了对故意与过失犯罪处罚的原则：“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孔氏传解释是：“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至《康诰》中，这种区分更加明确：“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罪厥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肯灾，适尔，既道其厥辜，时乃不可杀。”非眚，非过失，也就是故意犯罪；式尔，亦为故意如此，即故意犯罪的，即使罪过很小，也不能宽恕；反之，过失犯罪的，即使犯了大罪，也应减轻其处罚。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法学的发展，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过失犯罪从轻的原则。《周礼·秋官·司刺》中有“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将过失犯罪作为减轻处罚的条件。汉朝的经学家们“以律注经”，对《周礼》中的“过失”行为，郑司农的解释是“过失，今律过失杀，不坐死”；郑玄的解释是“过失，若举刃欲砍伐而轶中人者”，即砍伐树木时不小心砍到了人身上。但这些都是对过失行为的外在描述。西晋律学家张斐在律注中，从主观心态对过失行为进行了描述：“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不意误犯，谓之过失。”但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属于“不意误犯”，同样没有加以说明。

从唐朝的《唐律》开始，从主观心态对过失行为进行了描述，即由于“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而导致的伤害行为，并对过失犯罪作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狭义的过失，仅指过失杀伤人的行为；而广义的过失，则包括了其他过失犯罪。从《唐律》中的有关规定看，过失犯罪大致分为“过失”“失”与“误”三类：1.过失，一般仅指过失杀伤人的行为。如《斗讼律》“过失杀伤人”条：“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2.失，一般是指国家官吏因公务的过失犯罪，亦即“公罪”的过失。如《职制律》“贡举非其人”条：“失者，各减三等”。注：“余条失者准此”。《疏议》曰：“余条失者准此，谓一部律内，公事错失，本条无失减之文者，并准此减三等”；3.误，一般是指过失杀伤人、公事错失以外的过失犯罪，即因知而误犯的行为。如《职制律》中“诸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法”，《杂律》中“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等。对于过失类的犯罪，采取的是比照故意犯罪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原则。公事错失的，比照故意犯罪减三等；不意“误”犯的，一般也是比照故意减二等。同样，因过失杀伤他人的，也许赎铜抵罪。宋以后的历代法律在对于过失犯罪的处理上，基本上沿袭了《唐律》的做法。

但从古代法律关于过失犯罪的认定及处理上来看，同今天是有着较大的差别的。

首先，从过失杀伤人的认定来看：所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指的是事先无法预料到会发生危害结果，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疏忽大意是不同的。明朝雷梦麟的《读律琐言》对此的解释是“原其心非杀伤人之心也，即其事非杀伤人之事也”；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中的解释也是“事出偶然，发于意外”。也就是说，行为人是不仅主观上没有杀伤他人的故意，而且不可能事先预料到会发生杀伤他人的后果，否则就不能认定为过失。《刑案汇览》中就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例：

林三向不识姓名人买得旧铁铳一根，不知内装火药，因铳口被铁锈堵塞，用火焙烧，欲烧去铁锈，以致药燃骤发，误伤王有铭身死。是林三焙烧铳口铁锈，本无害人之心，铳系置自他人，原不知铳内旧有火药，实系思虑所不到，该省将林三依过失杀人律收赎，似可照覆。

其次，对于“过误”犯罪，一般也是按照过失杀伤人的原则处理。如医生治病时误用药，只要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便可按过失杀人论处。《刑案汇览》中有这样一起案例：

(医生李秀玉)因吴贵祥胳肘生疔，并称四肢疼痛，以为血热风湿所致，用土门冬川乌等药煎冲给饮，后又另调二道令其留俟晚间再服。吴贵祥知系医风之药，因陈维新病症相同，转给伊饮服，不意李秀玉所用川乌买自过路草药担上，本未制过，且又有草乌，以致吴贵祥等先后毒发殒命。是该犯采择药石不精，以致药中有毒，误中病人身死，审明并无故害之情，自应依误不如本方律以过失杀人科断。

不过，在中国古代法律中，还有两类特殊的过失犯罪。一是对皇帝直接构成威胁的过失犯罪，如“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等。由于这类过失行为直接威胁了皇帝的人身安全，因此，只要具有过失，就构成了“十恶”中的“大不敬”，对直接行为人要处以死刑；二是同家庭伦理有关的过失犯罪，对这类过失行为，因其尊卑关系的不同，量刑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如《唐律》中规定，子孙过失杀死祖父母、父母的，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而子孙违反教令，祖父母、父母因过失杀死的，各勿论。这也充分体现了古代法律“一准于礼”的特点。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4-11）

（作者：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