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书·世宗本纪》载,北魏延昌三年(514),兖州水灾濒发,刺史元匡命人“深长渠于洙水之南,起石门于泗津之下,时载三朔,而绩立千秋”,并立石人纪念。清咸丰年间,石人在兖州金口坝被发现,背部刻有铭文

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迁都洛阳后，继续推进“汉化”政策，巩固三长制、均田制等改革成果，以汉语为“正音”，以汉服代替鲜卑服，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族与汉族联姻。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促进了南北民族融合，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因“永平乐议”引发的激辩，差点将元匡(?-525)这位忠介骨鲠的老臣置于死地。

汉化与礼乐

北魏建国之初，鲜卑贵族“乐操土风”，对儒家礼乐不感兴趣。道武帝拓跋珪(386-409年在位)击败后燕后，曾得到一套珍贵的晋国古乐器，却“不知采用，皆委弃之”。“乐操土风”的结果是贵族不守礼法，竞为豪奢，“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路，归则日夜歌吹，一顿饭花掉几万钱，完全无视国法民情。

孝文帝即位后，积极加强政治体制建设，努力提升礼乐的地位。他指定“颇体音律”的中书监高闾(?-502)“草创古乐”。高闾年事已高，推荐擅长古律的汉族音乐教师公孙崇任给事中，参与“修理金石八音之具”。高闾去世后，公孙崇以太乐令的身份“续修遗事，十有余载”，终于在景明四年(503)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一年，山西并州出土了王莽时代的铜权，重四钧，即一石。宣武帝元恪(499-515年在位)命将铜权交给公孙崇，让他作为考订音律的准衡。公孙崇原本是以历代《礼乐志》作为考订依据的，其结论与依据铜权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于是二十四枚钟磬乐制终告完成，标志着北魏学习儒家文化迈出了一大步。

豺狼当道

不料，公孙崇的工作成果，遭到了太常卿刘芳(453-513)的猛烈攻击。这位人称“刘石经”的保守派代表，怒斥公孙崇所奏“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要求将其取缔。公孙崇出身低微，无力与之对抗，又缺乏政治经验，只得同意重议乐制。他哪里知道，刘芳要求重订乐制，话说得冠冕堂皇，其真正目的是夺取更大的朝政话语权。

刘芳背后的人是当时权势熏天的尚书令高肇(?-515)。他的妹妹高照容是孝文帝贵人、宣武帝生母。前妻死后，高肇又娶了高平公主为妻，成了宣武帝的舅舅兼姑父，亲上加亲，很快成为把持朝政的权臣。永平元年，他甚至公然毒死了孝文帝的弟弟、宣武帝的叔叔彭城王元勰(473-508)，仅因其政绩声誉良好而“有震主之虑”。

当时朝中能与高肇抗衡的，唯有“性耿介，有气节”的度支尚书元匡。孝文帝慧眼识才，知道他是一名骨鲠之臣，特意赐名“匡”，希望他能“仪形社稷，匡辅朕躬”。他与同僚高道穆约定，执法应采取“罚一人，当取千万人惧，豺狼当道，不问狐狸”的策略，实现“使天下知法”的使命。

宣武帝即位之初，元匡就展现出“硬骨头”本色。一次，宣武帝赐元匡陪乘，又让自己宠幸的近臣茹皓上车。元匡当着宣武帝的面，就将茹皓赶下车去，令后者羞愤不已。为了弹劾权臣高肇，元匡更是倾尽全力，“先自造棺，置于厅事，意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切谏”。

骨鲠之臣

宣武帝一朝，北魏南伐萧梁，北击柔然，疆域大有拓展，内政却日渐腐败，两名辅政亲王元禧(?-501)、元详(?-504)先后因叛逆贪腐而被处死，外戚高肇专横跋扈、把持朝政，与宣武帝松松垮垮的执政风格都不无关系。若非有元匡这样的骨鲠之臣，真不知道北魏政权会早灭亡多少年。

可惜的是，元匡对高肇的弹劾并没有成功，其“舆棺诣阙，论肇罪恶”反而被认为触犯了法律。保守的御史们攻击元匡，说他指责高肇“诈托先诏，将指鹿化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赵高”的话，构成了“诬毁宰相、讪谤明时”之罪。宣武帝将元匡交给廷尉定罪，廷尉畏惧高肇权势，将元匡论以死罪。由于元匡符合宗室“八议”条件，宣武帝将其恕死，降为光禄大夫。

魏孝明帝(515-528年在位)即位后，元匡重新得以用，并担任御史中尉，又对于忠、高聪等官员的不法行为进行弹劾。其后，他又与另一名辅政亲王元澄(467-519)较上了劲，为此甚至搬出了当年弹劾高肇时打造的那口棺材。由于职位、血统均不如元澄，他的弹劾再次遭到失败，并被判处死刑，“诏付八座议，特加原宥，削爵除官”。去世后，他被谥为“文贞”并追复本爵，功业气节都得到了后世认可。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2-28）

（作者：董亭君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