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1640-1715)记录了一些清代前期山东地区的“恶人告状案”,为区 分“良法”“恶法”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揭示了“法治”的两大要件，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从（依法而治），而人们遵从的法律又是好的法律（良法）。留给后人的难题是，如何区分“良法”和“恶法”?规范制定之初，无论立法者考虑多么周延，也难以预测所有可能的结果。只有依据规范实施后产生的现实社会效果，才能综合评估其“良”“恶”。

争当“盗户”　咄咄怪事

蒲松龄（1640-1715）记录过清代前期山东地区的一些“恶人告状案”，为区分“良法”“恶法”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当时，滕县、峄县一带的百姓，由于穷困而群聚为盗，数量实在太多，官府无法处理，只好进行招抚。这些曾经为盗的百姓，在户籍登记时被注明为“盗户”，以示区别。为了防止他们重操旧业，州县衙门在处理与“盗户”相关的案件时，往往曲意偏袒他们，稳定压倒一切。

出乎州县衙门意料的是，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使户籍区分规范的社会引导效果，迅速滑向负面。人们很快发现，只要是“盗户”，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能得到官府的偏袒。于是，非但那些卷入诉讼的“盗户”，到案后首先声明自己是“盗户”，连平民们也为了避免输在起跑线上，动辄声称自己是“盗户”。很多时候，两造干脆离题万里，不再争论为什么打官司，一味在对方是不是“盗户”这点上纠缠不休。

官员们本以为，诉讼中适当偏袒“盗户”是一种“善意的不公”，却没想到，这种不公竟使“盗户”这种歧视性户籍，成为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更有甚者，通奸被抓的男女，也不再承认奸情，只承认“盗窃”。白日行劫被捕的案犯，官府不敢当抢劫犯、只敢当通奸犯审判。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连黄鼠狼和狐狸也羡慕这种身份，被抓到时也在袋子里大叫:“我是盗户，快把我放了!”

暂弃功名　实出无奈

当时，平民负担的赋税和徭役，比乡绅们高好几倍。平民们被迫将自己的土地托庇于乡绅之家，以减轻负担。一些官员向朝廷建议:与其纵容托庇，不如降低平民的赋役标准，从而厘清土地和户籍。朝廷批准后，州县衙门让平民们自己申报，有多少土地托庇于乡绅。平民们见赋役标准有所降低，就到衙门申报。遇有争议之处，衙门也总是偏袒平民一些。官员们没有想到，这又导致了另一种咄咄怪事。

一位姓李的乡绅被讼至官府，原告是原来托庇于他家的平民甲。一路上，两人就高声喧闹，吵的却不是田土问题，而是李乡绅到底有没有功名。甲执意要叫对方“李秀才”，李则坚持让对方直呼其名，不要称呼“秀才”。县令调查后，发现李确实是真秀才，就问他:“秀才是乡里人人羡慕的功名，为什么你却不承认呢?”李秀才说:“暂时不当秀才了，待我与他把土地纠纷了结之后，再当秀才不迟!”

当时又有人开玩笑说，以“箪食瓢饮在陋巷”“贫贱不能移”著称的孔子弟子颜渊，被“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浪荡子原壤告到官府。原壤因为懒惰，把五十亩地卖给了颜渊，见官府要求申报托庇田产，又听说诉讼时有所偏袒，就谎称五十亩地是他托庇在颜家的，要求官府将颜渊革除功名，将五十亩地还给他!

善意不公导致恶意不公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清代前期出现这些咄咄怪事，一方面可归因于法律规范的负面引导，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民众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劣有关。如非极端穷困，滕县、峄县一带的百姓，也不至于群聚为盗；如非生计艰难，他们也不至于一遇不满，就再度重操“盗”业。但对于立法者而言，这些“恶人告状”案的出现，仍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首先，立法应尽可能周延，对规范实施后的各种可能性，有充分的调查和预估，不能盲目自信，更不能“将心比心”，认为自己喜欢的必然是民众喜欢的。其次，规范实施后，应及时、持续地对社会引导效果进行跟踪，尤其注意调查的全面性，避免“选择性失聪”“选择性失明”和“选择性失忆”。第三，当出现立法者预期之外的负面社会效果时，应多从规范原有缺陷，而非民众利益诉求的角度考虑问题，通过修订规范，而非对社会施压，来调整规范的社会引导效果。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2-22）

（作者：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