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同治十三年重修圆明园时,受雇于大清海关的德国摄影师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 1847-1927)拍摄的圆明园照片 |
|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经雍、乾、嘉三朝增修而日趋华美。这座“万园之园”规模宏大、技艺杰巧、景群精丽、收藏丰博，被称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可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付之一炬，成了清代君臣心中时时隐痛的伤疤。同治期间，清廷呈现出“中兴”气象，一场重修圆明园的讨论随之展开，却因“李光昭走私案”而不了了之。
重修倡议
圆明园被毁后，清廷将其封禁起来，并未任其荒废。咸丰后期、同治前期，陆续发生了几起盗园案件，文祥(1818-1876)等大臣痛心疾首，要求皇帝派兵驻守，倒还没有萌生重修的想法。同治中期，陆续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江南制造总局开办了新式军工业，归国留学生和同文馆培养的翻译人才，源源不断地为洋务运动提供助力。历经劫难的清廷，竟然呈现出“中兴”的景象，这是许多人没想到的。
然而“中兴”刚刚开始，享乐的欲望就难以抑制了。“辛酉政变”中立功受宠的太监安德海(1844-1869)见风使舵，唆使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连《修复章程》也很快拟好了。可是清廷刚度过危机，尚处多事之秋，财政捉襟见肘，重修时机远未成熟。德泰的奏请未获批准，还被责以“提议荒谬”，心里转不过弯，竟以自戕示忠，一时使“重修圆明园”成了敏感的话题。
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南下置办皇帝婚庆用品，路过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1820-1886)诛杀。可是，想在重修工作中大捞一票的人还多得是，他们利用十一年同治帝大婚、十二年同治帝亲政，翌年又是慈禧四十寿辰的机会，不断添油加醋，营造喜庆气氛，鼓吹重修可示天下太平。十三年正月十九日，重修工程终于启动，同治帝多次亲莅工地，要求尽快完成重修。
“雪中送炭”
当时，清廷内乱虽有缓解，外患却远未消除。法国威胁西南，日本侵略台湾，平定西北叛乱也需大量资金，国库却一空如洗。重修资金如同天文数字，官员捐款却如九牛一毛。木材、石料、砖瓦、油漆均无钱购办，工程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死胡同。就在这时，一个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不请自来，自称可以“雪中送炭”，为重修工程代购优质南洋木材。
内务府奏请同治帝批准后，李光昭打着“奉旨”的旗号，与法商签订了购木合同，随后向内务府报告，将五万余元谎报成三十万元。年轻的同治帝根本不了解行情，急令李鸿章免税放行，速催货船抵京。做着发财美梦的李光昭，也打错了算盘，没算到清廷全无支付能力，只好以木材规格不符为由，拒绝向法商付款提货。法商通过其领事照会清廷，以合同盖有“奉旨采运”之印为由要求赔偿损失，差一点就把同治帝也送上了被告席。
同治帝大怒，责令革去先前赏给李光昭的“六品衔”，交李鸿章严办。一个月后，他嫌李鸿章办案太慢，催其“即行奏结，毋再迟延”。七月，李鸿章上奏:李光昭确与法商签订购木合同，浮报三十万两，“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依律判斩，秋后处决。十天后，卷入该案的内务府总管大臣崇纶、明善、春佑等也被革职查办。
“同治中兴”
圆明园重修风波和“李光昭案”虽历时很短，却可从中管窥“同治中兴”的真实面相及晚清体制的深层弊病。
其一，私欲往往假借公益之名。从重修动议提出，到最后不了了之，所有中饱私囊或党同伐异，无不假借国家利益之名。主修者自不必说，就反对者也往往夹带私意。如奕䜣自同治四年被革去“议政王”头衔，隐忍多年之后，终于在重修之争中找到反击的机会，怒斥主修者“丧心病狂”“动摇邦本”，要求将他们革职发奴，言辞堂皇，实则无非指桑骂槐。
其二，缺乏直谏保护机制，官员不敢讲真话。重修动议提出后，反对者屡屡遭到打击，甚至免官远放，不得不偃旗息鼓，连重臣如李鸿章等，也不敢公开反对。重修被迫停止后，准备彻查案情的李鸿章被反复催促，又不得不以“走私”罪名草草结案，被杀的李光昭只是替罪羊而已，清廷的腐败病根完全没有被触及。
其三，能共苦却不能同甘。咸丰末年圆明园被毁，正值各地民变汹涌，清廷岌岌可危，顾不得修园。共同面对敌人时，反而一致起来，没有太大争议。同治七年以后，内乱甫定，“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来所罕觏”等自满论调，就开始四处洋溢，修园之声也随之浮起，引发利益集团的激争。一座园林的兴废，成了一个政权存亡的缩微预演。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8-01-17）
（作者：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