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山西发生了一起反逆案件，案犯名叫“李福达”。原本只是一起地方细案，后来却演变成扑朔迷离的大案，先后经过七审，导致几十位官员因罪受罚。该案对明代政制与统治秩序的冲击力，堪与著名的“梃击案”相比。

反复七审　惊动朝廷

嘉靖二年(1523)某日，有个叫薛良的人，向山西代州知州杜蕙举报：太原左卫指挥张寅的真正身份是逃犯李福达。此人曾于弘治年间参与地下宗教起事，被逮系后逃出，更名李五。正德年间，又网罗信徒，聚众数千，在陕西举旗造反，失败后下落不明，不知何时竟当上太原左卫指挥了。

根据官方资料，太原左卫指挥张寅是五台人，其名载于当地张氏宗谱，并有嘉靖元年官方黄册为证。案件经过州审，又经按察使审，再经山西巡抚毕昭再审，最终还是释放了这个名叫张寅的嫌犯，因为他举出了黄册为证。

嘉靖五年，御史马录巡按山西，此案再起波澜。马录在重审该案时，接到了武定侯郭勋的来信，为嫌犯张寅说情。原来张寅在京期间，曾与郭勋交往。这封说情信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使马录加深了怀疑，他抓住蛛丝马迹，最终查证了张寅确实就是李福达。

马录将武定侯郭勋的托请之信，与案件一并上报，引起了都察院的注意，弹劾奏章如雪片飞来。因为，如果坐实了张寅就是李福达，那么郭勋的行为就等于结交匪党，罪不容诛。在郭勋等的要求下，锦衣卫将人犯从山西直接提讯来京，再度加以审问。

三法司、锦衣卫等初审后，嘉靖帝对结论表示不满。九卿等在午门前再度鞫问，嘉靖帝仍表不满。法司不得不将马录提京，并将原审中持有不同意见的毕昭等调京，参与审理。结果三次重审，都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在嘉靖直接干涉下，三法司进行改组，张璁、桂萼、方献夫三人分别被调入，案情发生大反转，张寅并非李福达。原审官员及弹劾言官纷纷被入罪处罚，朝堂几空。张寅被释放，令其闲住。

何以惊天反转

“李福达案”提京并不断再审的关键，在于牵连了武定侯郭勋。嘉靖帝为什么为了一位侯爵，不惜付出四十多位官员的身家呢?原因在于随着郭勋的介入，嘉靖帝认为此案原审官的本意“在郭不在李”，目的是报“大礼仪”之仇。

所谓“大礼仪”，就是嘉靖帝朱厚熜继位那年开始的，关于其父母依礼应当如何对待的大讨论。明武宗驾崩后，他以武宗亲弟身份继位，奉孝宗为皇考，改生父(兴献王)称皇叔。嘉靖帝不予接受，坚决要求以本生父母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争论了三年，群臣数度跪请哭阙，请求嘉靖帝改变主张。嘉靖帝不为所动，并杖死了十六名官员。这一争论中支持他的，只有包括郭勋在内的极少数臣子。

审理之初，嘉靖帝一度认可地方判决，但试图袒护郭勋。群臣交章弹奏，使嘉靖认为，该案已经不是“李福达”的真假问题，而是打击当年在危局中支持他的臣子。这就是他决定提京审，并反复改组审讯人员，直到最后自己满意结果的原因所在。基于他在“大礼仪”中对那些哭阙臣子的不信任，随着案情的复杂化，他不断地假定并加深判断，这几十位反复参与的官员都抱有这一目的。于是，“李福达案”演化成了“大礼仪”之争的延续，更演化成了对皇帝的忠诚与否之战。

明代党争与司法

那么，张寅是否就是李福达呢?这个谜底可能永远无法揭开了。从史料记载来看，他很可能就是。当时正是徐阶当政，全力给嘉靖朝旧案翻案。从毕昭最后认可马录的结论来看，这种自我高难度的否定或许只有证据均非常充实，才有可能达到。张寅就是李福达的论断，成立几率远大于张寅不是李福达。

“李福达案”反映了明代党争对于政治格局和重要刑案的影响。明太祖朱元璋担心大权之旁落，废相而亲统六部，但后世皇帝精力不济，遂逐渐形成了内阁与司礼监并立的畸形双重制，就此意义而言，明代的中枢体系一直就没有理顺过。这种体制下，不仅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无法理顺，内阁内部关系也无法理顺。内阁为控制百官而组党，百官为对付内阁而结派，结果整个政坛一起限入无休止的内耗。对监察权的过分依赖，又造成言官的高度活跃，加之一些皇帝迷恋仙道，怠政懒政，又激发了官员们的“讪君卖真”。在君臣关系严重区隔的情况下，一些看似简单的事件也会讹变成大案，其后“梃击”“红丸”“移宫”等案其实无不如此。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7-12-27）

（作者：茆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