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8月，咸丰帝去世，载淳即位。小皇帝六岁，生活常识也还不懂。大臣们只能用最通俗的语言，教他治国理政之法。他们把一些古代帝王故事收集起来，编成一本《治平宝鉴》作为教科书。可是小皇帝不肯用心学习，倒是在一边旁听的母亲慈禧太后收获甚多，后来成了清末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者。这部《治平宝鉴》中，收录了唐代李朝隐因严惩太监而受到睿宗嘉奖的故事。三十多年后，类似的案件出现在慈禧太后和刑部尚书薛允升（1820－1901）面前。

太监杀人　民怨沸腾

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大清帝国的新政和改良，A即将迎来“甲午海战”的考验。洞察时局者眼见帝国日薄西山，或星离雨散，或枕戈待旦。依附在帝国身躯上的太监们，则丝毫不会理睬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一天，李苌材、张受山、阎葆维等太监休假看戏，见西楼雅座位置最好就去抢占，与雅座的预订者发生口角。

戏园老板黑永闻声前来，劝解太监们到柜房观戏。太监们觉得折了威风，又遭观众斥责，决意寻殴泄忿。他们肆意打砸柜房，又分头回去取来刀棍，再次进入戏园寻衅。黑永狼狈逃出戏园，连滚带爬地跑去报案。中城副指挥衙门赵云起队长闻报，立率兵勇前往处置。太监们仍不肯善罢甘休，为首的李苌材砍伤兵勇刘文生等，最为嚣张的张受山更是刀刺队长赵云起，致其次日殒命。

事情闹大，民怨沸腾。依清制，太监犯罪，轻者交内务府慎刑司查处，重者由刑部审理判刑。此案涉及人命，先由指挥衙门将罪犯羁押，随后移交刑部。此时的光绪皇帝，正苦于政治腐败，意欲变法图强，见到奏折后大怒，立即下旨要求“从严惩办”，将捕获的凶徒“交刑部严行审讯，按律定拟”，还特别要求刑部“遵照康熙年间谕旨，从严定议具奏”。

法内与法外

唐睿宗时，太监阎兴贵托长安令李朝隐办事，李朝隐当即将其收监。唐睿宗知道后不但没有批评，反而召见慰劳李朝隐，并特御承天门集百官宣示，称赞李朝隐制止太监玩弄权力，称其“能副朕意，实在斯人”。慈禧太后肯定读过这则故事。“李苌材案”比“阎兴贵案”情节严重得多，但时局却完全不同：光绪帝不是唐玄宗，慈禧更不是唐睿宗，绝非“依样画葫芦”那么简单。

刑部尚书薛允升（1820－1901）审理在押各犯后，又与大理寺、都察院官员会审后，由三法司联衔具奏，拟按“光棍例”，对李苌材、张受山等分别处以斩首和流放边疆。太监总管李莲英通过慈禧太后干预，力主从轻处理李苌材等，又游说朝中权要支持轻判。这使得朝堂之上，支持光绪帝的意见，与支持慈禧的意见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

此时光绪帝虽已亲政，实际上并没有权力。支持他的官员主张“律例定自祖宗，岂可意为轻重？严旨出自皇上，何至率有变更？”支持慈禧和李莲英的官员则以“若加重拟，恐有伤圣主仁厚之心”为辞，暗示光绪帝不可逾越“大中至正之道”。见风使舵者也发表意见，要求从轻处置李苌材等。光绪帝只得屈从慈禧意见，改诏刑部按轻例重议。

此时的薜允升，已经七十七岁了。他并没有想到会成为刑部史上最年长的尚书，但清楚地知道，眼前的每一起案件，都可能是自己收笔之案、盖棺之作。他亲笔拟稿，以个人名义上疏，坚持“李苌材案”应依律重判，如果迁就定谳，置初奉谕旨于不顾，则刑部“非敢定拟也！”他巧妙而老辣地把两派争议意见，概括为“立法惩恶”和“法外施仁”，提醒慈禧太后别既想“法外施仁”，还要假借法律的权威。

正义与良知

慈禧确实非常聪明，深知朝野对“变法维新”满怀期待，不值得为了李苌材等太监，落下“法外”的恶名。她只好同意处斩刺死赵云起的张受山，伤人未死的李苌材被减为斩监侯。处死太监张受山，对于慈禧的至尊地位虽有微损，但找个机会报复薛允升，对她来说更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久，有人弹劾薛允升，诬其“贪赃枉法，消弭巨案”，光绪帝指派大学士徐桐专案调查，证明为子虚乌有。慈禧太后并不甘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以薛允升对其侄薛济的不法行为“不知避嫌”为由，将其连降三级，调用为宗人府府丞。其子内阁侍读薛浚也遭株连，被罚俸九个月。包括满尚书松溎在内的一大批刑部官员，也遭贬谪并著不准抵销。

慈禧没有想到的是，继任刑部汉尚书的赵舒翘，与薛允升同为陕西人，同为律例专家，却因为与死硬的保守派刚毅走得太近而失去主心骨，后来竟被八国联军列为“祸首”之一而被处死。薛允升坚持司法正义和良知，短期内虽遭贬降，却因离任刑部尚书而避过一劫，并最终赢得了身后的美名。

作者：杨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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