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图”中的汉文帝“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前180—前157年在位)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有期劳役刑改革的主持者,“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孝子,可算是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也自称“不逮于汉文帝”,生前多次致祭,死后同谥为“文”,可见其尊崇之至。然而文帝后期的“新垣平案”,却是他执政二十多年的一个缺憾。

赵人新垣平

“新垣平案”的细节,史料已湮没无存。据《汉书·五行志上》载,新垣平是一名“望气”的术士,宣称在渭河北岸建庙,祭祀五帝,就可重现周鼎,以此取得文帝宠信。结果事与愿违,周鼎没有出现,反遇一场重大水灾。“文帝后三年(前162)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汉水出,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新垣平自知谎言穿帮,图谋不轨,被捕并夷三族。族刑停罢多年后,在该案中被重新启用。

汉惠帝时,“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至吕后元年,这项改革才落实。汉文帝二年(前178),在周勃、陈平等重臣支持下,推行了尽除收律和相坐法的改革,初步实现了“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其后,又以“淳于意案”缇萦上书为契机,推行了有期劳役刑取代肉刑的改革。为什么“新垣平案”严重到如此程度,会令汉文帝重启“夷三族刑”,使此前的改革成果化为乌有呢?

这要从汉代统治者的信仰结构说起。汉高祖二年(前205)东击项羽还,刘邦为自己的未来担忧,问手下谋士:秦时祭祀哪个上帝?谋士答之以白、青、黄、赤四帝。刘邦说,此前听说有“五帝”,现在只有四个,应是“待我而具五也”。于是立黑帝祠,命名为“北畤”。他把自己神化为黑帝,也使五色帝成为汉代国家祭祀的最高神灵。

汉文帝因缘际会才成为皇帝,自然很关心是否得到神灵佑护。新垣平利用文帝的这种心理,谎称“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又在玉杯上刻上“人主延寿”字样,让人献给文帝作为祥瑞。取得文帝信任后,他的胃口越来越大,想捞取更多好处,就演出了建议建五帝庙、祭五帝、等待周鼎浮出的丑剧。不料正逢水灾,水位不仅没降,反而暴涨。非但令文帝颜面尽失,而且触及帝位合法性问题,难怪引起雷霆震怒。

族刑的滥用与批评

新垣平被族诛后,成为政治论议中的坏典型。武帝即位后,外戚窦婴、田蚡俱好儒术,劝武帝设明堂,崇礼制,“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武帝祖母窦太后很生气,怒骂他们“欲复为新垣平邪!”老太太崇信黄老,政见保守,人生历练却丰富得很,尤其厌恶那些曲学阿世、巧言令色的伪学者。

窦太后死后,武帝大兴儒术,文帝为严惩术士而重启的族刑,也被他用到极致。主父偃被举报收受诸候之金及卷入齐王自杀案而遭族刑,郭解因任侠被族诛,王温舒、李陵、公孙贺、刘屈氂、李广利、公孙敖、赵破奴等也相继被处族刑。宋人洪迈(1123-1202)批评说:“汉族诛之法,每轻用之”,主父偃、郭解并不构成死罪,“因议者之言,杀之足矣,何遽至族乎?用刑之滥如此!”

晋代族刑更滥。元康元年(291)贾后陷杀功臣,派卫瓘仇家荣晦在卫宅门外大呼,“催公出第,按次录瓘家口及其子孙,一时之间,便皆斩斫。”其情景之惨,至今读来令人胆寒。元康九年,阎缵强烈抨击滥用族诛:“自晋兴已来,用法太严,迟速之间,辄加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

苍生与鬼神

最优秀的政治家,到了执政晚期,也难免犯低级错误。清代名臣张廷玉(1672-1755)一生勤勉谨慎,几乎从不犯错,晚年竟糊涂到主动请求配享,把“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座右铭,忘得一干二净。乾隆帝智商之高,令每位臣僚都胆战心惊,同样难逃年老昏愦的自然法则,晚年昏招迭出,却还自称“十全老人”。

汉文帝登基之初,重用年仅21岁的贾谊为博士,一年后便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虽然未采纳贾谊“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的建议,改革嬴秦旧制和“萧规曹随”式的执政风气,却在多项改革中吸收贾谊的精华。鼓励发展农业和加强粮食贮备,依据的是贾谊的《论积贮疏》。废除族诛和相坐之法,依据的也是贾谊的理论。贾谊外放为长沙王傅后,文帝还接受过其善待勋臣的建议。

然而执政的后半程,文帝却对鬼神越来越感兴趣。他召回贾谊,不问治国方略与民间疾苦,谈到三更半夜,只聊鬼神之事,还叹息“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著名诗句,除了为贾谊未被重用鸣不平外,也警醒当时的统治者,不要为虚无缥缈之事而迷失方向。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7-11-08）

（作者：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