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帝四年（前167），名医淳于意被人举报受赂，依律应处重刑。他的小女儿缇萦舍身救父，促使汉文帝下定决心废除肉刑。在中国古代刑罚史上，该案可以说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

贾谊（前200—前168）

孝女救父

淳于意做过齐国的太仓令，人们称他为“仓公”。他是一名非常杰出的医生，事迹被记载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可见其医术之高明。当时登门求医的人踏破门槛，但总也有治不好病。有些慕名请他治病的人，因为没有治好而心生怨恨，举报他犯罪。淳于意依律当处肉刑，即将进京受刑。他生了五个女儿，却没人能在他离开之后，支撑这个家庭，令他感叹生女无用。小女儿缇萦听了之后非常伤心，坚持随父进京，上书朝廷，要求舍身为官奴婢以代父刑。

缇萦上书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她的上书情真意切，从廉、慈、孝三个方面展开，先述说其父是廉吏，因为医名太盛，反而得罪了人；然后承认法律的权威，但过重的刑罚会断绝犯罪者的改过自新之路，对国家和君主并没有好处；最后表达了自己为父亲尽孝的愿望，希望以身替父。

从司法到立法

西汉高祖（前202－前195年在位）、惠帝（前195－前188年在位）、吕后（前188－前180年称制）三代，表面上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实际上在法律制度方面仍是汉承秦制，并没有太大改动。这一点只要对比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的秦代律令和1983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中的吕后二年律令，就可一目了然。换句话说，汉初二十多年间，尽管老百姓受益于轻徭薄赋政策，得以休养生息，但统治者未能真正走出一条属于汉代自己的治国之路。

汉文帝同样信奉黄老之道，但区别于前代君主的特点在于“好刑名之言”，在利用制度建设实现“循名责实”方面，很有自己的想法。“缇萦救父”虽说给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换个角度看，却也给了政府一次机会，以此为契机，全方位改革承袭自秦代的法制。尤其是缇萦上书中并没有过多在案情上纠缠，而是着重批评肉刑的不合理，正好与汉文帝的改革意图一拍即合。文帝“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表面上成全了缇萦的孝道，实际上则使之变成普惠之法。

《汉书·刑法志》记载了这次因案立法的重大改革，其中的几句话很可能是汉文帝的原话，他说：现行法律体系中有那么多肉刑，犯罪却没有得到扼制，表面上错在犯罪者，实际上政府也有一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在于要对民众进行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如果不加以教育，就用断肢体、刻肌肤的方法，惩罚那些犯了错的人，那么他们即使想改恶从善也来不及了，更何况仍会有另一人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取缔这些残害肉体的刑罚，代之以更具实际教育和惩戒功能的刑种。

汉代中央与地方

“淳于意案”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不仅是一起刑事犯罪案件，还是一起涉及汉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政治事件。汉代建国后，刘邦吸取秦亡教训复兴封建，广封诸王。到汉文帝时，已经形成诸侯各据一方、尾大不掉的形势。不解决这个问题，汉帝国迟早会像秦帝国一样，顷刻间土崩瓦解。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条，通过改进和优化制度，强化中央政府的法律权威。

“淳于意案”发生在齐地，那里正是诸侯实力最强的地方之一。淳于意作为一位知名全国的医生，其遭到举报定罪当刑，背后难保没有地方诸侯权力在作祟。对于这类事件，按照中央政府最明智的反应，是按照优化制度、强化权威的既定方针作出判断和决策，而不是通常常规司法程序，发现案情的真相。将司法难题顺势转化为立法革新，化被动为主动，不仅纾解了“缇萦救父”中包含的民众对于制度改良的渴求，又推动了原本就缺一根导火索的法律改革，还能为强化中央政府权威进行一次颇为成功的政治营销，实可谓一举三得的大智慧。

“缇萦救父”连环画节选

淳于意墓（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中淳于村西南）

作者：沈玮玮，华南理工大学法治评价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