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刘坤一“三牌楼案”奏折(军机处录副折)

光绪七年(1881)夏，金陵抓获一名窃犯，供出其表弟朱彪几年前被合谋杀害。疑凶周五、沈鲍洪随即落网，经分别讯问供认不讳。令人惊讶的是，这起命案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形，竟与三年多前审结的“三牌楼案”完全相同。该案凶手早已就地正法!这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一起小小窃案的“节外生枝”，意外开启了尘封的案卷，引发官场震动。

旧案疑云

我们将时间倒回: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的一天清晨，金陵三牌楼附近，发现一具无名男尸，身中多处刀伤。死者身份不明，凶手亦无线索。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颇为重视，委派营务处总办洪汝奎缉凶查办。作为沈葆桢手下的得力干将，洪汝奎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寻常的命案，竟会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巨大隐患。

很快，候补参将胡金传缉获了三名嫌犯:妙耳山僧绍宗、火夫张克友、屠户曲学如。三人到案之初，均矢口否认，后经胡金传和承审官员严堃用刑严讯，以及目击证人方小庚指证，反复更改口供，最终承认见财起意，在妙耳山合谋杀死贩猪客民薛春芳，移尸三牌楼。洪汝奎在覆审时曾有些怀疑，但最终仍未发现破绽，死者身份也并未核实。经沈葆桢批饬，曲学如、绍宗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因先行认罪，幸免一死，割去右耳。

谁是真凶

案犯已被处决，真凶却又归来，一时间议论纷纭，报章也持续关注，追踪报道案件的进展。此时，沈葆桢业已病故，接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命下属官员严查此案。经过反复提审犯证，层层包裹的真相终于重新揭开。

原来，胡金传当年急于破案邀功，将三名无辜平民诬为嫌犯，又威逼利诱并不在场的方小庚按他所教的内容指证。三人不堪受刑，屈打成招，被害人“薛春芳”不过是他们随口编出的名字。死者的真实身份乃是朱彪，现在抓获的周、沈两人方为真凶。因案情重大，刘坤一向朝廷奏报，请旨刑讯胡金传、将原审官员调省听候查办，并得到允准。覆盆之冤，即将重见天日。

然而，言官的质疑却打乱了审案节奏。监察御史李郁华直指刘坤一上下其词，偏纵洪汝奎，欲卸罪胡金传一人。这一激烈的措辞，触到了晚清统治集团焦虑封疆大吏蚕食中央权力的敏感神经，也给案件附加了政治意味。与此同时，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提出，供词和勘验记录存在若干疑点。双重压力之下，以刘坤一为首的江苏审案官员的可信度开始动摇。

清廷谕令理藩院尚书麟书、刑部侍郎薛允升，速往江宁查办“三牌楼案”。经过缜密调查，两名钦差确认了刘坤一等人审明的案情，并解释了所有疑点。主犯周五和制作冤案的胡金传被判斩立决，从犯沈鲍洪绞立决，失察的前审官员洪汝奎、严堃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冤狱终得昭雪。

制度与权宜

这起震惊朝野的冤案，虽然最后得以昭雪，却卷入至少七条人命。除了被害人、无辜枉死的嫌犯、正法的真凶之外，证人方小庚瘐毙狱中，本已升任两淮盐运使、仕途大好的洪汝奎，也在发往军台后不久病故。这不能不令人进行深刻的反思。

就清代的制度规范而言，人命案件须经县、府、按察司的逐级审理，由督抚题达皇帝，交刑部覆核。表面看来，这一制度设计既符合慎重人命的司法理念，又可收监督地方权力之效，确保中央皇权不被侵蚀。然而实践中，看似严密的逐级审转程序，并不总能发挥预设的效用。

以三牌楼案为例，由于两江总督沈葆桢的重视，越过具有管辖权的上元县、江宁府和江苏臬司，委派亲信洪汝奎查办。此后武弁胡金传得以制作冤案，与这一安排不无关系。不仅如此，三名承审官员中，两人出于各种原因，基本没有参与审理。案卷中的上元县详文是事后补造，知府姓名是事后添入，连勘验文书也是事后迁就供词改成。到了督抚一级，总督非但没有详核，而且绕开刑部和严格的死刑执行程序，将嫌犯就地正法。从缉捕、审讯到行刑，不仅在省内打破常规，而且通过“就地正法”这一权宜之计，架空了刑部的覆审与监督权。这种一味追求效率而规避制度的做法，偏离了常规程序的运行轨道，也消解了制度设计的预期效果。

（作者：杜金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7-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