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及其著作中译本

美国东方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一位奇人。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大学的学位,也未获得过大学终身教授,研究成果却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他是个十足的“中国通”,既担任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又访问过延安根据地。或许由于经历太过神奇,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他被怀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间谍而遭到审判。

拉铁摩尔的中国情缘

拉铁摩尔出生在美国,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后来长期在各地经商游历,学习各种方言。1929年,为了撰写《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他花了一年时间从东北走到新疆。次年,他又在向导陪同下对蒙古地区进行了全面考察。1933年,他回到美国,在《太平洋评论》季刊担任编辑,每年仍会到中国旅行和考察,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才被迫中断。

拉铁摩尔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重视“行万里路”更甚于“读万卷书”,研究方法与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非常接近。他对中国怀有独特的感情,掌握的信息准确细致,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很快引起美国政界的重视,外交官们也纷纷传阅。1941年,他受罗斯福总统委派,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在重庆工作了一段时间。1944年,他陪同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问中国。不过总体来说,他是一位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学者,希望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军事策略和深得人心的政治感召力的结果。

中国学术界知道拉铁摩尔,始于1935年侯仁之教授翻译拉铁摩尔《满州的蒙古人》一书的部分章节。1937年,拉铁摩尔访问延安,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接见。他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于1950、1960年代两次再版,1980年代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成为世界东方学的经典著作。没有人会料到,这样一位以学术为业的老实人,会成为“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对象。

麦卡锡vs.拉铁摩尔

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出生于美国北部的农场主家庭,其貌不扬,但巧舌如簧。1939年,他当上威斯康星州第七巡回法庭“最年轻的法官”,不过业界评论不佳,有人说他虚报年龄,“胆子大得出奇”,有人说他善于玩弄语辞,“在颠倒黑白方面拥有神奇的技巧”。

1946年,麦卡锡竞选参议员,发现当时政界弥漫着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之风,觉得有机可乘,就此走上靠鼓吹反共赢取选票的道路。1950年,他散布所谓“共产党员黑名单”,通过各种捕风捉影的把戏,指控一些人是社会主义间谍。为了避免被识破,他干脆不断加码,指责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进退失据,还故作神秘地说共产党员很聪明,很难抓住把柄,所以要用非常规的手段。

“拉铁摩尔案”的追查由麦卡锡本人亲自掌舵,从1949年3月就开始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把拉铁摩尔这个“中国通”抹黑,就能满足那些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寻找替罪羊的人的愿望。他指控拉铁摩尔是“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的交往”,是一个“极其可恶的危险的政治人物”,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还夸张地声称,如果能破获拉铁摩尔的有关罪证,那将是“本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

奋勇还击　终获平反

麦卡锡的咄咄逼人,迫使拉铁摩尔奋起反击。他让妻子帮他聘请律师。华盛顿著名律师阿贝·福塔斯同意接手这个案件。1950年4月6日,拉铁摩尔在律师陪同下,参加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听证,发表了长篇讲话,驳斥麦卡锡滥用秘密档案,堪称无耻的迫害狂,其指控全部源于道听途说,是对公民的恐怖主义,更无助于挽回美国在亚洲的失败。

为了罗织罪名,麦卡锡的团队已经工作了2059小时,跟踪拉铁摩尔,窃听他的电话,很多工作是“加班加点”完成的,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但他们实在难以找到拉铁摩尔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每次把秘密报告送到联邦调查局,几乎都会被扔回来,因此内容与间谍毫不相关。后来连局长胡佛也觉得,这样无休止地追查下去,不但不会有什么结果,连联邦调查局也会被卷入泥潭。1950年4月,胡佛建议组成大陪审团,讨论指控拉铁摩尔从事间谍活动的可能性,同年7月20日,调查委员会否决了麦卡锡的指控,拉铁摩尔获得平反。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令“拉铁摩尔案”风云再起。1952年6月,一份针对拉铁摩尔的长达5000余页的报告被整理出来。好在此时的麦卡锡已是强弩之末,参议院听审团对其采取了近乎蔑视的态度,反而对拉铁摩尔在东方学方面的专业素养和深刻思想,以及人品的可信可靠表示了尊重和赞赏。案件一直拖到1955年6月才结束。经过5年讼战折磨的拉铁摩尔总算柳暗花明,又撰写了多部高质量的东方学专著。

（作者：陈灵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17-07-19）